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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为什么归隐

1571年,三十八岁的蒙田隐居于蒙田古堡中,并开始撰写随笔。为什么蒙田会放弃自己的从政生涯,选择过隐居的生活?从下面内容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蒙田
蒙田

第一,时代所迫。蒙田的退隐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蒙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而导致的发生宗教迫害和法国胡格诺战争的时代。到了1570年,内战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而且还丝毫没有要结束的征兆。社会局势重新变得紧张起来,新教徒重新拿起了武器,离“圣巴托罗缪之夜”不远了。

蒙田说:“我的退隐,是要远离战争以颐养天年。”他受挚友拉博埃西思想的影响,对于自己应该承担的政治使命,他只愿意从和解和宽容的角度去对待。可以说,蒙田是很好的不同派别间的协调者;他为国家服务的重要功绩也体现在秘密的调解谈判上。可是,从当时的社会现状来看,调解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胡格诺教派和天主教派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蒙田不退隐,那么他必然需要担起重大的责任,而从他自身来讲,他是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的。他需要一段时间认真考虑,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在那样一个对宗教狂热的时代,他是一位保持清醒头脑的智者,他需要逃避,寻找退路。不过后来人们觉察到,这样一种看法对蒙田来说或许并不正确,因为那位国王还补给他一项圣米歇尔骑士团骑士的任命,并在几年以后任命他为宫廷侍臣。

诚然,蒙田并未做出什么肆无忌惮和惊世骇俗的事。他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搞阴谋诡计。

第二,在内心里,蒙田把古希腊人苏格拉底看作自己的精神楷模。有人统计过在蒙田的著作《随笔集》中,“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在书中一共出现了一百一十多次。蒙田赞扬苏格拉底是“所有优秀品质和十全十美的典范”,苏格拉底人性的闪光之处是:“坚持自我”、“不为外界左右”、“宁死不屈”。屈”。崇尚人文主义的蒙田无限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是他却处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在他的眼中,那个时代是一个狂热偏执、失去理智、充斥着暴力和腐败虚伪的时代。尤其是他在法庭任职期间,亲眼看到“多少判决比罪犯的罪行还罪恶!”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内心的良知备受煎熬,他希望能摆脱这一切,求得内心的安宁,所以他选择辞官归隐。辞官归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逃避战乱,可以离开腐败伪善的官场,可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还可以摆脱责任的重担。

第三,在16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四十岁的人就已经老了。为什么那时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心理学家分析认为这是一种“认可的自弃心理”。那个时代人们的平均寿命较短,蒙田的挚友拉博埃西仅活到三十三岁岁。中年人已经认为自己所剩时日不多,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衰退:记忆力在减退,消化功能在衰退等。三十八岁的蒙田在隐退时,把自己描述为“不惑之年已过,已入垂暮之秋”。这样的心态完全是现在七八十岁人的心态。

而且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那些想著书立说的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通常都愿意离开纷扰的世界,隐居起来,看书著书,安享晚年。蒙田或许也在效仿那些伟大古希腊的先哲们。

第四,蒙田或许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寻找内心的自我。在他看来,自己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他想把剩下不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为自己的幸福思考和规划。蒙田曾经在《随笔集》中说:“安静的隐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没有别的事情的牵绊,仅隐退这件事就足够我们烦恼的了。既然上帝允许我们隐居,我们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我们把行李收拾好,早早和同伴做一次正式式的告别,摆脱这些让人费心费神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冲破一切束缚,从此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除了自己以外,不再受任何约束。换句话说,就是让身外的一切事物归我们支配,却不被这些事物牵绊,世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可以完全拥有你自己,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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