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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故意杀人案

贾敬龙
贾敬龙

基本介绍

贾敬龙,男,29岁,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因自己精心营造的婚房被强拆,其于2015年2月19日持射钉枪将其所在村党支书何建华杀害。2015年11月24日,河北省石家庄中院判决贾敬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6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2016年10月21日,斯伟江等中国学界和法律界人士起草《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呼吁刀下留人。

案件详情

“强拆”婚房引发的血案

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举起手中的射钉枪,对准村党支书何建华的后脑,将其当场射杀在团拜会的现场。

贾敬龙随后弃枪开车离开,汽车被村民撞停,民警赶到将其控制。此时贾敬身体多处受伤,右小腿粉碎性骨折。

这一切都缘于2013年5月7日的一次“强拆”。

案件资料显示,2009年11月,北高营村村委会以张贴公告的方式向村民们宣布本村村民会议对全村进行旧村改造的决定。村委会的旧村改造方案和拆迁补偿方案,遭到包括贾敬龙家在内部分村民的质疑,主要不满拆迁补偿。因未得到回复,之后贾敬龙家和村里拆迁补偿较少的几户人家不同意搬迁。

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告诉记者,从那时起,“村里的福利待遇一分都没发。”根据贾敬龙一审判决书列举的贾敬龙父亲贾同庆的证人证言,贾同庆拒绝在签字拆迁协议上签名后,他住同村的兄弟的拆迁补偿等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年过八旬的老母被村里停发了生活保障福利待遇。亲属对他家拒绝签字拆迁协议开始有所抱怨。迫于这些,2010年11月10日,贾同庆在未征得儿子、女儿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与村委会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

得知父亲擅自签字拆迁协议后,贾敬龙非常气愤,独自居住在被要求拆迁的房子里。2013年2月27日,村支书何建华带队开始进行强拆。“当时一共要强拆4家,我们报了警才停了下来。”贾敬媛说,此次“强拆”并未发生肢体冲突。此后贾敬龙一家多次找到何建华交涉此事,不过并未有结果。

 网上流传的贾敬龙家被拆时照片,贾敬龙举着红旗站在楼上。

网上流传的贾敬龙家被拆时照片,贾敬龙举着红旗站在楼上。

因为楼房宽敞明亮且朋友们都熟悉这个住址,贾敬龙决定于2013年5月25日在老房子举行自己的婚礼。为此贾敬龙精心装修婚房,并委托大伯等人向何建华求情。

“而何建华气哄哄的说:‘结了婚,可能不?不定哪天给他拱了哩。’”贾敬龙在自辩词中写道。事实上本案被害人何建华也确实如此做了。

2013年5月7日,距婚期18天,“多名不明身份人士强行用钩机拆除楼房主体,贾敬龙在楼房内不肯离开。”贾敬媛说,当时他们动手打人,贾敬龙妥协后也被打伤,她报警后贾敬龙到派出所录了口供。

强拆婚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婚期取消。贾敬媛证实,此后贾敬龙开始夜夜失眠,疯狂地给未婚妻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 在未婚妻父母的干预下,婚约最终被女方取消。不久,贾敬龙的未婚妻在家人安排下另嫁他人。

“何建华背信弃义,认为我家25万补偿过高,不符政策。”贾敬龙在自己的陈词中写道,自己多次和村支书何建华交涉,要求合理补偿,被拒。

因为此事,贾敬龙感觉很没面子,从家里搬出来。“我放弃了婚姻,工作,我一度沦丧来到建筑工地,北高营村跑劳务市场的就我一个,我客走他乡,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我立下誓言,我是怎样被打出北高营的,那就用我同等的方式走回来,用灰太狼先生的话:‘我一定会回来的。’如果现在把时间倒回去,回到2015年春节,我的信念坚定不移,一样明确而公开,让北高营村民看的而且公开明确,就是我贾敬龙弄的你何建华。”贾敬龙自辩词中写道。

辩护律师李玉克指出,在强制拆迁后,贾敬龙仍寻求调解,但其权利并未得到保护。一直关注此案的自媒体人张耀杰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贾敬龙通过官方举报途径未果后,还曾在网上匿名举报过何建华多次。 

最终,贾敬龙选择了在2015年2月19日用射钉枪射杀了何建华。此前一天,他已经在手机里编写了准备群发的短信:“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不过19日作案后,贾敬龙“未来得及发出”。

判处死刑

2015年11月24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贾敬龙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贾敬龙虽事先编辑短信称作案后要投案自首,但并未向他人发送,其作案后也未拨打“110”报警电话,其驾车离开现场时被群众撞伤后抓获,证实其行为属正在投案途中被抓获的证据不足,故对该辩解和辩护观点,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同时认定何建华对贾家住宅强拆的证据不足,否定了“不具有对社会公众危害性”的辩护观点。最终石家庄中院判决贾敬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贾敬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代理律师李玉克与赵晓亮认为,《拆迁协议》是在强行、强制之下违背自愿原则的无效协议,贾敬龙在自己的财产受到暴力侵犯寻求救济未果、权利救济缺位下引发本案;同时贾敬龙在作案前编写自首短信、作案后也有与前女友通话表示自首意愿,应认定为自首;对被拆迁者杀人案从宽处罚。 

不过2016年5月1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采纳任何辩护意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联名申请书

2016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送达后,一直关注本案的刘红博士这几天份外担心和忙碌。终于赶在10月21日、上周工作日的最后一个下午,和斯伟江律师一起帮助贾敬龙之姐贾敬媛起草“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并快递发往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一但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八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执行前,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暂停执行,并立即将请求停止执行死刑的报告和相关材料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六)判决、裁定可能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其他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停止执行死刑;认为不影响的,应当决定继续执行死刑。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命令签发后、执行前,发现有前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立即裁定停止执行死刑,并将有关材料移交下级人民法院。”

依据以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申请人认为贾敬龙案的死刑裁定应停止执行。理由如下:

一,贾敬龙事发前准备自首,案发后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因为被追赶的人打伤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形,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

本案申请人认为,贾敬龙案应该构成法定自首,但在一二审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中,均未提及该点关键事实的认定,甚至一字都未加,而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贾敬龙应该被认定为自首,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原审判决及核准文书,未认定该自首情节,原审判决裁定可能有错误,应依法停止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本案的客观事实如下:

1,贾敬龙在案发之前,已经编好了短信,准备群发,后因为案发后,死者的儿子、侄子追赶,时间匆忙未能发出。短信内容“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

2,新证据:贾敬龙的女友吕XX提供的证明,贾敬龙在逃跑时给她打电话,通话内容中有,要去自首。可以和上面第1点相印证。在公安机关给吕XX做的笔录中,却并无这一点。从当地某些警察平日偏袒一方的态度看,不记录某些对贾有利的内容,也不无可能。但至少,目前吕XX的证言中明确了这一点。

3,本案案发后,贾敬龙的逃跑路线,可以有二条以上,贾敬龙开车去的路途,就是去长丰派出所。中途被害人的亲属追赶,在距离长丰派出所不足4分钟路程的地方,车被撞坏。但,即便是车被撞坏之后,贾敬龙仍向长丰派出所方向跑步,跑时经过一丁字路口,北边是麦地,但仍未向北拐。最终因为被追上、打伤而无法到达派出所。因此,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

4,贾敬龙在遇到追打时,并未用射钉枪继续伤害追他的人,并不想伤害其他人,符合“抓捕时无拒捕行为”的精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二条第(五)7点的规定,对具有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原则上依法从宽处理。”因此,本案根据该规定,不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本案被害人何建华,非法强拆,导致贾敬龙家破妻无,过错明显,在一二审法院裁判文书均未认定强拆,最高法院核准裁定中,对此只字未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被害人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此本案裁定有明显错误。

贾敬龙与被害人本无冤仇,起源在于被害人作为村领导非法强拆,暴力强拆。庭审证据及其他证人反映:

“贾敬龙的婚期定在了2013年5月25日,与其谈了4年的女朋友答应了他的求婚。”“他为了装修婚房,常常干活到深夜……”

2013年2月27日上午9点,何建华带领北高营村村委会、治保会二十余人,开着钩机,拆除了贾敬龙旧宅的门洞和南屋楼梯。贾敬龙站在旧宅的房顶上,不肯离开。

2013年5月6 日凌晨1 点,多辆黑色的轿车围在楼房周围,用砖块向房子里扔。2013年5月7日下午5点,多名不明身份人士强行用钩机拆除楼房主体。贾敬龙在楼房内不肯离开。

贾敬龙妥协,从二楼跳了下来,立即被人控制并被殴打,头部受伤流血。贾敬媛报警后,贾敬龙被带到了高营派出所录口供直到8日凌晨三点多才返回。贾敬龙头部的伤口未做处理。旧宅室内所有物品均被砸在废墟下。

“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房子被拆了俩月,女方家长干预不让再接贾敬龙电话,他们分手了。”

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也确认了“被告人贾敬龙因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管村旧房改造时,自家房屋被拆,对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何建华(被害人)怀恨在心,并产生报复的想法”。

复核裁定有意无意忽略了贾敬龙的房屋被何建华非法强拆,贾敬龙及其哥哥被殴打的事实。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违法建筑物的强拆,都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不申请行政复议的,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何况,贾敬龙家的财产是合法财产,就算旧村改造,如要征用拆迁,我国法律对此的规定流程如下:

“省政府征收土地,让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国土资源局下一个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许可证,规划局要提出审批意见,若签了补偿协议,腾空后交给项目单位,如不同意腾空拆除,项目单位(拆迁方)要起诉到法院,进行处理。强制执行要法院来执行。”

本案强拆前,没有任何土地征用手续,虽然贾敬龙父亲签了协议,但贾敬龙的户口也在其中,作为共同所有权人贾敬龙是有权提异议的,而且,贾家也没有腾空房屋,如业主不腾空交给用地单位,依照法律规定项目单位也只能起诉到法院,强制执行要法院来执行。

在本案发生的前一年,《行政强制法》已经生效,依照该法,行政强制只能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务院都无权设定,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强制执行,村委会显然无权强制执行。可惜的是,一二审法院均认定村委会拆除不算强拆,而最高法院对此未置一词。没有违法强拆,就没有本案的发生。村委会可以私力强拆,贾敬龙去政府部门告,无人处置,贾敬龙私力救济杀人,虽然不对,但法律依然规定了,受害人有过错的,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时,这条规定又对贾敬龙失效了。似乎法律的天平只倾向于权力?何其不公。

因此,本案中,既没有拆迁许可证,也没有通过合法的执法机构,何建华自行带人去强拆,显然违法。因此本案受害人对激化矛盾,过错明显,根据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个人,在现今迅速变迁的社会上生活,压力很大,烦恼唏嘘多多,但是往往因心存希望而活着,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心爱的妻子,以后可爱的孩子,就是中文的“安”字,还有“家”字,都寄托了普通人美好的希望。在赤裸裸违法的情况下,贾敬龙的婚房被强拆了,所有的家具,嫁妆都埋在土里。随之,筹划中的婚礼泡汤,未婚妻也因此离开,对一个男人,打击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贾家价值4万元的藏獒被偷,家人被打死,几个月被流氓骚扰,贾敬龙打过110,去过派出所报案,无人理会。上网揭露,派出所送来传票说“”涉嫌传播虚假信息”。(见贾的法庭最后陈述)。这些时候,公正的法律在哪里?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以为结了婚就会和所有人一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安排,除了一腔热血我什么都没了。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嚎啕大哭,身边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实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

最高法院核准裁定中认为贾敬龙,谋划了两年才作案,且在正月初一的团拜会上,裁定认为这种行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申请人认为,中国历来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法律上,拆迁现场杀人和二年后杀人有什么区别?拆迁现场,何建华身边几十个人,被告人无法伤害到何建华一根毫毛?在春节团拜会上,也是因为何没有防备,否则,何建华势力很大,如在平时,是无法报复得了的。因此,裁定的认定,值得商榷。

三,被告人贾敬龙在遭受双重打击之后,精神垮掉了,本案在贾敬龙提出自己精神出了问题之后,侦查机关应予以精神病鉴定。

根据贾敬龙2月27日的讯问笔录,其明确提出“因为这事后,我感觉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影响,我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了,婚也没结成媳妇没了,工作也没了,也看不到希望,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很失落,就一直想找何建华报仇,严重到我精神出现了点问题,在工地干活时,不时嘴里会念出“何建华”的名字。”

贾敬龙的姐姐证明:“婚房被拆,婚期延后,婚约被毁。他整个变了一个人。贾敬媛说,他开始一夜夜失眠,几近疯狂的给他的未婚妻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

在这样的初步证据面前,基于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采取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因此,本案是应该对贾敬龙在案发时,是否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有受审能力,应当进行精神病鉴定,由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本案未进行鉴定,显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

被害人何建华非法拆人房子,毁坏他人合法财产,行为也是极其恶劣,贾敬龙婚房被毁,家具被毁,婚事被破坏,难以结婚,导致未婚妻离开他,被害人的违法行为,社会后果极其严重,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被害人有过错的规定。

如何海波教授所言:“国家建立法治,就意味着国家垄断强制权力,并承诺给公民平等的保护、公正的对待。法治禁止私力复仇,它也同样禁止私力强制”。今天贾敬龙案的判决结果,明确的宣示,基层政权可以违法私力强制,而平民百姓一旦私力复仇,却连基本的法律待遇都没有。这样的司法导向,最终会把国家导向哪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层铁腕整顿吏治,意图保民安民,收效不小,但不少基层吏治依然如故,苛政猛于虎,如本案这样的村官,可以置法律明文规定于不顾,在村里为所欲为,毁家伤人,地方政府不顾法律,以强拆推动房地产,置民于水火之中。民痛哭哀嚎,却无人伸援手;私力报复,显然违法,但忍耐了,谁替他伸张正义?贾敬龙,进也错,退也错。出路在哪里?

本案的一二审及复核裁定错误,明显偏袒村官及背后的地方恶势力,让普通百姓心寒不已。国之命,在人心。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在全力提倡整顿吏治“一直在路上”的今天,行胜于言,恳请三思。

综上,希望最高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停止对贾敬龙执行死刑。

申请人:贾敬媛(系被告人的姐姐)

2016年10月21日

教授观点

《废除死刑,从贾敬龙案开始》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导读|国家的基本义务是保护生命,刑法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尤其是不得没有必要地伤害罪犯的生命;否则,国家就违背了尊重与保护生命的基本义务。现代治国家秩序的维系不再需要依靠原始血偿信条,死刑也就成了对罪犯生命的不必要剥夺。死刑并不能弥补犯罪带来的伤害。对待生命的工具理性主义将产生极其可怕的权力滥用。 

 

近日,最高法院复核批准了贾敬龙射钉枪杀人案的死刑判决,死刑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贾敬龙原来是一个好青年,但是村庄的黑恶政治将他逼成了一个杀人犯。在他将要举办婚礼不到20天前,村长硬是强拆了他精心布置的新房,后来也没有归还本应偿付的补偿款。在备受屈辱、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他愤起杀死了村长,而之后曾要自首,却因被围殴致伤而未成。一审、二审乃至最高法院罔顾诸多减罪情节,仍然判处贾敬龙死刑,是对国家权力的严重滥用。这一判决不仅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精神,而且也违背了尊重生命的中国传统。 

 ▲秘书长潘基文指出,21世纪没有死刑的一席之地。我们必须继续坚定地表明死刑是不公正、不符合基本人权主张的。

这篇短文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尊重生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众所周知,儒家历来强调少杀、慎杀,据说死刑案件都要经过皇帝亲自批示。儒家立场的伦理根源是“性本善”,人的内在本质是尊贵的,因而要求所有人赋予适当尊重。孟子的“孺子入井”故事将儒家基本思路表达得很清楚。只要是人,看见一个小孩爬向水井,都会情不自禁上前把她抱起来,因为凡人都有“恻隐之心”。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然冲动,表明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一个连说声“谢谢”都不会的孩子萌动恻隐之心,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上的回报,而是出于尊重其生命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因此,儒家会强烈谴责那些对小悦悦见死不救的路人,因为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对生命的麻木不仁表明他们的仁心已近乎泯灭。既然每个人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生命,任何人更不得主动伤害生命。

当然,儒家对人性并不盲目乐观。他们相信人性善,但也清楚知道人性是有弱点的。药家鑫的杀人灭口、李昌奎的凶残灭门、吴英的集资诈骗、对小悦悦的见死不救……都显示人性的弱点是如此致命,以至只是靠道德说教显然无济于事;在某些情况下,人必须被强迫尊重生命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人类之所以建立国家并制定律法(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刑法),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防止人类生命受到人类自己的非理性伤害。 

 

▲《为了人类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 张千帆著 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然而,既然国家的基本义务是保护生命,刑法就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尤其是不得没有必要地伤害罪犯的生命;否则,国家就违背了尊重与保护生命的基本义务。事实上,如果推到逻辑的极端,儒家的伦理主张应该不只是“慎杀”、“少杀”,而是完全禁止死刑,因为无论罪犯如何“罪大恶极”,他们的行为都没有也不可能泯灭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而相对乐观的儒家会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教育改造,他们总是存在认识错误、恢复人性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摧毁罪犯的生命是国家暴力的滥用,在本质上和罪犯对他人生命的侵犯无异。因此,控制犯罪的正当措施不是死刑,而是在罪犯失去理性期间剥夺其自由并进行教育改造,直至其恢复理性。看到药家鑫在法庭上泪流满面的场景,不论他此前犯过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行,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22岁的青年还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而死刑判决彻底断绝了一个生命的希望。 

 ▲当今世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据统计,在联合国现有的193个成员国当中,已有160多个国家取消或者不再使用死刑。2012年,联合国会员国中只有19个国家实施了死刑。

主张死刑的立场历来有两类论点。一类是社会正义论,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或某些罪大恶极者影响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被害人家属也常常坚持“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的传统信条,似乎杀人者只有一死才对得起被害的亡灵。其实“杀人偿命”并非不证自明的“等价交换”,而是人类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为了自我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原始信仰;在没有国家或国家不能有效控制犯罪的时代,这类信条有助于迫使潜在罪犯正视自己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秩序的维系显然不再需要依靠原始血偿信条,死刑也就成了对罪犯生命的不必要剥夺。从儒家立场上看,杀人永远是非正义的,除非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死刑判决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偿命或“平民愤”,那么这类理由显然是不充分和不正当的。即便罪犯杀了人,死人也不会因为再杀一个人而复生,死刑并不能弥补犯罪带来的伤害。为了满足多数人的感觉而杀人,则更是违背了尊重生命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工具主义思维面前,人的生命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满足利益和感觉的工具;只要能让多数人满意,国家就有权力乃至义务剥夺个人的生命。一旦成为治国原则,对待生命的工具理性主义显然将产生极其可怕的权力滥用。因此,社会公正论对死刑的论证恰恰将催生最可怕的不公正,只能助长国家背离保护生命的基本义务。

第二类理由是社会功利论,主张死刑有助于减少杀人犯罪,进而保护无辜者的生命与安全。譬如有人主张不仅应该维持死刑,而且应该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监狱不够牢固可靠;如果死刑犯逃脱,无疑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危险。但是这种论点显然不攻自破,因为维持可靠的监狱是国家职能,国家显然不能因为自己疏于履行义务而转嫁责任并剥夺犯人的生命。更何况如果以后发现判决错误,立即执行将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聂树斌就是前车之鉴。在国家适当履行职责、有效控制罪犯的前提下,真正意义的无期徒刑足以防止最危险的罪犯对社会产生进一步危害,因而也就没有剥夺罪犯生命的必要。社会功利论的更一般主张是传统法家的“重刑去刑”论,认为极刑有助于震慑危险犯罪,迫使潜在罪犯三思而行。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死刑判决对其他潜在罪犯产生显著的震慑效果,从而减少杀人凶案,那么或许可以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维持死刑。维持死刑的惟一正当理由是保护人的生命,而政府有义务提出足够证据证明目的和手段的合理相关性。 

 ▲2015年2月19日是农历羊年的大年初一,身材瘦小的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用改装后的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

贾敬龙本来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在一个政治清明、法治彰显、财产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的地方,他完全可以是一个好公民。他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制度因素和他的个人因素同样重要。换一个有个性的平常人,碰上他的遭遇也完全可能诉诸性质同样的愤激行为。当然,他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显然罪不至死,因为这个人不是不可以改好。经过惩戒、教育,他完全可以恢复理智,重新做一个好人。在处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国家首先要反思和检讨自己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暴力犯罪行为,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这类缺陷、改善村庄的政治生态,保护村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对贾敬龙案作出适当量刑。至少,法院不得为了满足被害人亲友的复仇心理或实现并未得到验证的威慑效应,运用国家机器再剥夺一次人的生命。 

 ▲“没有任何确切证据可证明死刑的威慑作用”,而“施行死刑的任何司法误判或失败都是无法逆转和补救的”。(联大A/RES/67/176号决议,2012年)暂停使用死刑有助于尊重人的尊严及加强和逐渐发展人权。 

近年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实际上是对尊重生命传统的回归。死刑复核是慎用死刑、尊重生命的最后一道关口,因而既不应流于放任地方司法滥权的“橡皮图章”,也不宜成为各种政治考虑因素的平衡器,而是应该为人的生命和内在价值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如果完全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尊重生命、少杀慎杀至少可以从贾敬龙案开始。

《贾敬龙是不该杀的》

〔作者简介〕何海波,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不认识贾敬龙和他的亲属,也没有人跟我讲起贾敬龙的案子。我是从微信里看到“刀下留人”的呼吁。我看到时,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下达数天,贾敬龙的生命只怕是以钟头来计了。

我隐约感到,这个判决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而几位为贾敬龙呼呼的学者没有指出。我上网搜索了相关材料,又从朋友那里获得了贾案的一、二审裁判文书。

看了裁判文书,我更加确信,贾敬龙不该杀!

贾案的基本案情,就如检察院所指控的那样:因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自家房屋被强行拆除,他对该村村长兼书记何建华产生怨恨,寻机报仇。在2015年北高营村春节团拜会中,他用一把改装的射钉枪朝何建华后脑开枪,致其死亡。贾敬龙有过自首的表示,但在路上即遭拦截、撞伤,当天被逮捕。

贾敬龙是否属于自首,各方还有争议。贾敬龙婚房被拆、女友分手的情节,让人心生同情。贾敬龙“冤有头债有主”,没有像杨佳、王斌余一样不分对象滥杀无辜,这一点也被人指出。但我更关心的是——贾案作为一起典型的报复杀人案——事情的起因。

贾敬龙及其辩护人曾经提出,被害人何建华违法实施强制拆迁,也有过错。法院未予认定。法院的理由是,房子和宅基地在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名下,贾同庆已与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并且拿到了两套房子以及拆迁补偿款。因此,“违法强拆”的观点不予采纳。

问题就在这里。

贾敬龙作为成年的农村家庭成员以及被拆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房子理应有他的一份权利。贾敬龙父亲不顾贾敬龙反对,单独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是可以质疑的。况且,贾敬龙父亲与村委签订的协议,确实有些被逼无奈。这一点从村委会充满威胁的告示和做法可以看出,从贾同庆事后上访的事实也可以印证。自始至终,贾敬龙都在主张他的权利。

更为关键的事实是,村委会的拆迁是强行进行的。2013年2月27日,村里对贾敬龙的房子组织过一次强拆,由于贾敬龙的抵制而没有成功。2013年5月7日下午,何建华再次组织人员对贾敬龙的住宅进行强拆。这次是二十多个人,一台钩机,直接拆墙。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贾敬龙和他的表兄被殴伤。110民警到场干预,贾敬龙被带到派出所(奇怪,为什么是他被带到派出所?),然而房子仍然被拆掉了。如果这不是强拆,那什么是强拆?

判决书可能说的是,这不是违法强拆,是依法强拆。但这样一来,问题更大:谁给了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拆迁协议没有给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法律更没有给它强制拆迁的权力。民事协议的订立和履行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通过私力强制实现合同,人身强制尤其不能允许。否则的话,有实力的当事人都自己解决,还要法院干什么?事实上,中国法律对待强制权力是非常慎重的。在本案强拆的前一年,《行政强制法》即已施行。依照该法,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务院都无权设定、行政机关都不得擅自实施,村委会凭什么强拆他人房屋?

按理,征地拆迁属于政府的工作,但判决书没有提到当地政府的角色,也没有提到有关征地拆迁的行政决定。有报道说,从2009年开始,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启动“三年大变样”工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形象建设。地处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北部的北高营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的部署下,按照“三年大变样”的整体规划,征地拆迁。看来,北高营村的拆迁是政府目标的一部分,但整个拆迁工作都是由村委会出面完成的:村委会做规划、村委会签协议、村委会给补偿、村委会搞强制。行政权力逃遁,私力强制盛行,这是当前相当普遍的现象。

问题在于,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

不管何建华有什么过错,贾敬龙是杀人犯,要不要判他死刑?这不但关乎一条生命的去留,也关乎法律对待私力复仇的态度,法治秩序建构中的立场。

私力复仇固然是对法治的挑战,但它更是法治不彰的结果。如果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救济,人们不会铤而走险;但凡法治崩坏,必定复仇多有。据说,贾敬龙曾经打110求助,但没能阻止房屋被拆;事后他家人里曾经多次找何建华商谈拆迁补偿,没有结果;他多次写举报信给当地检察院和信访局,同样没有结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上法院;即使曾经想过,在他眼中解决机会估计也是一片渺茫。一个村委会没有法律依据的强行拆迁,居然得到体制的庇护。事实上,只要迎合地方领导的意图,不但强拆者不会受到处罚,被拆人想得到补偿款都困难重重。不但贾敬龙绝望了,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告!如果这一头不加以遏制,枪毙复仇者以儆效尤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建立法治,就意味着国家垄断强制权力,并承诺给予公民平等的保护、公正的对待。法治禁止私力复仇,这就是为什么贾敬龙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惩罚的原因;法治同样禁止私力强制,这就是为什么被害人有过错、贾敬龙不该杀的原因。如果我们只严惩私力复仇,而不问其起因,那是对贾敬龙的不公;如果不抑制村委会非法拆迁,任私力强制泛滥,那更是对法治的背离。

我并不主张当下中国全面废除死刑。但死刑的适用确实应当慎之又慎、少而又少,应当具备人权和法治的充分理由。

至少,贾敬龙是不该杀的! 

2016/10/21凌晨于坎布里奇

执行死刑

15日上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将故意杀人犯贾敬龙执行死刑。行刑之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贾敬龙与其亲属进行了会见。

被告人贾敬龙犯故意杀人罪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贾敬龙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被告人贾敬龙因2013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自家房屋被拆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被害人,殁年55岁)怀恨在心,并产生报复何建华的想法。贾敬龙事先为此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仿真手枪、射钉及射钉弹等,并对射钉枪进行了改装、试验。2015年2月19日4时许,贾敬龙从位于长安区华曙制药厂北侧的租住处开着自己的红旗汽车,来到北高营新村团拜会现场附近,将汽车停好后又步行回到租住处。8时许,贾敬龙用纸箱装着三把射钉枪和一把仿真手枪步行来到团拜会现场。9时许贾敬龙走到何建华身后,用一把射钉枪对着何建华的后脑部打了一枪,致何建华因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之后,贾敬龙驾驶事先停放在附近的汽车逃离现场。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贾敬龙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贾敬龙因对2013年自家旧房被拆迁不满,即蓄意报复,购买射钉枪并进行改装、试验,时隔近二年,在2015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村团拜会上将被害人何建华用射钉枪杀害,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贾敬龙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死刑核准裁定下达后,因被告人亲属及辩护律师提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量刑再次进行审查,认为核准贾敬龙死刑的裁定正确,依法对贾敬龙执行死刑。

答记者问

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罗沙、杨帆、孔维一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核准了犯故意杀人罪的被告人贾敬龙死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该案事实真相是什么?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新华社记者就相关焦点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

问:贾敬龙故意杀人案的事实真相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贾敬龙死刑,是严格依照法律,在对一、二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核实,并在讯问贾敬龙,听取其辩护律师意见后作出的。该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本案被告人贾敬龙系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与其父母共同居住于该村南华路6号。2009年11月28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定对北高营村进行拆迁改造,并于2010年6月报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拆迁工作由北高营村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实施。

2010年11月10日,南华路6号户主贾同庆(贾敬龙之父)与村委会签订了同意拆迁协议,并按协议,从村委会取得平价房一套、置换房一套后,搬离了旧房。但贾敬龙拒不听从其父母及女友等人的规劝,不同意从旧房搬迁。

2013年5月7日,北高营村村委会按照统一拆迁规划以及事先与贾敬龙之父贾同庆签订的拆迁协议,对贾同庆家的旧房实施拆除,导致双方发生冲突。贾敬龙遂对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建华产生怨恨,并预谋对何建华实施报复。

2014年10月,贾敬龙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仿真手枪及射钉弹药等,并对射钉枪进行了改装、试验,使射钉枪可以直接发射,射钉可以穿透一公分厚的木板。

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凌晨4时许,贾敬龙驾车来到北高营新村准备举办春节团拜会的会场,将车停在会场附近后步行返回到租住处。当日上午9时许,贾敬龙从租住处携带三把射钉枪和一把经鉴定属枪支的仿真手枪,来到春节团拜会会场,持射钉枪当众朝从主席台上给群众拜完年走到台下的何建华的后脑部射击,射钉贯穿何建华颅脑,致何建华颅脑损伤死亡。

作案后,贾敬龙驾驶事先停放在现场附近的汽车逃离现场。村民张瑞国试图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开车向张瑞国冲撞。村民金庆昆、何志辉、何志轩等人见状后驾车追赶,并将贾敬龙驾驶的汽车撞停。贾敬龙下车后高声拒捕,持枪恐吓前来抓捕的村民,并朝村民开了一枪。后追赶的村民将贾敬龙制服,公安民警赶到并将贾敬龙抓获。

问:被告人贾敬龙确属“罪该处死”吗?

答:“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就是要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最审慎的态度,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保证更准确地依法惩治严重刑事犯罪。故意杀人犯罪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是最严重的暴力犯罪,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据此,对故意杀人的罪犯在决定处以何种刑罚时,必须严格依法,首先对是否罪应处死作出裁量,根据罪恶程度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其中,对罪恶严重,特别是对蓄谋报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故意杀人犯罪分子,应坚决依法严厉惩处。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贾敬龙即属于法律规定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贾敬龙因对已签订拆迁协议的旧房被合理拆迁不满,在事过近两年后,蓄意报复,当众用射钉枪将被害人杀害,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具体来说:

——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本案与突发性激情犯罪,即一般民间纠纷导致矛盾激化、在情绪冲动、一时失控下引发的突发案件不同,贾敬龙对以往因房屋拆迁产生的矛盾记恨在心,蓄意报复杀害被害人何建华。为实施杀人,贾敬龙做了近两年的准备,精心策划杀人活动,包括准备杀人凶器,选择杀人的时间、地点,直至实施杀人犯罪,反映出具有极深的主观恶性。

——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涉枪犯罪历来是我国打击的重点犯罪。为实现故意杀人,贾敬龙事先购买了三把射钉枪、一把仿真手枪以及射钉弹药等并进行改装试验。经他改装后的射钉枪装弹后可随意发射,且威力大,射出的钢钉能打透五合板,足以达到其所追求的杀人目的。

贾敬龙作案时携带三把装好弹药的射钉枪,以及一把具有杀伤力经鉴定属枪支的仿真手枪,在被害人何建华身后持射钉枪对其头部射击,射钉贯穿被害人头部后,存留在被害人右面部,致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

——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身危险性极大。贾敬龙杀人后驾车逃跑,村民试图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开车向村民冲撞。贾敬龙所驾车辆被村民驾车拦截、撞停后,不仅拒捕,而且下车持枪恐吓追赶的村民,并开枪射击。其对村民开枪拒捕的行为反映出对社会极大的人身危险性。

——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视、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而贾敬龙却有意选择农历大年初一,在全村老少欢聚一堂、互相团拜、自排节目演出的欢乐喜庆时刻,当着全村近千名男女老少的面开枪杀人,引起村民极大的恐慌和愤慨,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案件一审时,北高营村数百名村民向法院联名请愿,强烈要求法院主持正义,依法严惩贾敬龙。

问:贾敬龙作案后是否具有投案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答: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自动投案一般应是犯罪人主动向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等办案机关投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后主动报案没有逃离现场,或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公安机关处理,抓捕时没有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等情形的,也可视为自动投案。

本案中,贾敬龙在作案当日,实施作案前的凌晨2点多,在其手机上编写一条反映其作案杀人的短信存在草稿箱中,其中虽有“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一句内容,但其在作案前至案发后,始终未向外界发送该短信。其前女友吕某某证明贾敬龙在作案后逃跑途中给其打电话,只是讲把何建华杀了,说完就挂断电话,并无要投案自首的表示。贾敬龙逃跑被群众驾车撞停后不仅没有表示要去自首,反而威胁前来抓捕的群众“再过来就打死你们”,并向群众开了一枪,直至被群众制服、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贾敬龙也没有任何投案自首的表示。故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不具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问:本案中,被害人何建华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存在重大过错?

答:本案因拆迁引发,贾敬龙所在村实施的旧村改造方案系于2009年11月28日经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大会开会讨论,表决一致通过,2010年6月经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拆迁工作由村委会统一规划、按同一标准实施。

根据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和拆迁协议,每户每块宅基地共给300平米楼房,其中200平米是免费置换的,还可以平价购买100平米。户主的平房或楼房的第一层,只是用于换新房,不给补偿;楼房的第二层及以上,要按照评估价值补偿。签署协议并取得第一套新房的,村民应在约定的时间内进行装修并搬迁,搬迁后按照协议将旧房自行拆除或由村委会统一拆除。

被告人贾敬龙家的两层楼房于2010年4月经第三方机构评估,第二层评估价值9万余元。身为户主的贾同庆代表全家,于2010年11月10日与村委会签订了旧房搬迁协议。此后,贾同庆根据协议先期取得了两套楼房。

贾同庆搬进新房后,贾敬龙不听全家人的劝告,拒绝与家人一同搬迁,坚持要装修旧房,准备结婚。贾敬龙父母、女友以及女友的父母都劝说贾敬龙到新房结婚,贾敬龙仍一意孤行,因此,其女友父母认为贾敬龙性格太“硬”,不同意二人婚事。

2013年2月,在贾同庆早已搬入新房的情况下,村委会根据协议组织拆除贾家旧房,因贾敬龙阻止而停止。经工作贾敬龙仍不搬走,村委会于2013年5月7日对贾家旧房实施拆除,为此,贾敬龙与村委会双方为拆除旧房发生冲突。此后,加之女友与其分手等原因,贾敬龙对何建华记恨在心,预谋报复杀害何建华。

本案中,旧村改造工程是经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并经市政府批准,统一规划、统一实施;村委会在户主贾同庆得到两套新房后,根据贾同庆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署的拆迁协议,组织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问:贾敬龙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否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是否考虑过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

答: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反映贾敬龙作案时和作案前后有精神病表现。

贾敬龙预谋作案并精心策划,有备而为,作案动机和报复对象明确,有意选择特定作案时间、作案地点,被抓后对犯罪起因、作案过程等供述详细,对作案后果认识充分,反映出作案时意识清晰,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没有障碍。

贾敬龙在归案后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工作结束前,其本人及其家属以及辩护人,均没有提出贾敬龙患有精神病,或要求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期间提审贾敬龙时,贾敬龙回答切题,没有精神异常表现。故贾敬龙属精神正常,无须进行精神病鉴定。 

综上,被告人贾敬龙经预谋,持枪当众杀人,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贾敬龙到案后虽能供认犯罪,但无悔罪表现等其他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不足以对贾敬龙从轻处罚。一、二审对贾敬龙判处死刑,量刑适当。最高人民法院遂对贾敬龙依法核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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